缺席聆讯黄光裕夫妇 价值16亿港元续冻

    黄光裕和他的妻子杜鹃果然没有来，连一名律师也没有派来。

    这场香港司法系统对黄光裕等四名被告的第一次聆讯，在第一第二被告缺席之下，其余诸方都派出了资深律师应战。

    9月8日上午9时许，香港高等法院第21庭9楼，香港证监会的代理律师Simon Westbrook率先到场。随后，第三第四被告“shine group”和“shinning crown”的代理律师潘松辉也在开庭前1分钟匆匆赶到。这两家公司皆为黄光裕夫妇名下的全资子公司。

    香港高等法院亦显示出对此案的高度重视，派出了经常审理SFO（证券和期货条例）和公司法案件的重量级法官关淑馨审理此案。

    预定半小时的聆讯，整整进行了150分钟，方告结束。

    在这个回合的较量中，香港法院正式批准香港证监会的申请，冻结黄氏价值16.55亿港元的资产，并禁止黄光裕旗下两公司出售或转移冻结的股份。但同时驳回香港证监会提出的修改资金冻结机制的申请。

    “从目前进展看，这还未是一个刑事案件，”香港富尔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阮葆光律师评论说，“这仍是一个在SFO框架内的案子，接下去是否会成为刑事案件，取决于证监会的进一步调查。”

    30分钟变成150分钟

    此次聆讯场内有两大焦点：一是香港高院是否正式批准冻结黄氏家族的资产，以代替8月7日法院发出的临时冻结令。二是鉴于此前冻结的资产是股票，而这些资产会随着股市波动而升值或贬值，香港证监会提出一个新的资金冻结机制，但遭到被告律师的强烈反对。

    双方律师都有备而来。被告律师潘松辉胸前打着土黄色做底、嵌着黑点的鲜艳领结，自始至终情绪激昂。

    由于临时冻结令在先，双方对于第一个焦点并无太大分歧。而香港证监会新提出的第二点要求，则引发双方律师的一再激辩。

    证监会提出的新机制方案是：当股价连续3日涨跌到一定幅度后，触发机制，增加或减少冻结的股份以保证被冻结的资产为16亿港元，比如，连续下跌不足16亿港元，则增加冻结的股份数量，反之亦然，以保障小股东权益。

    代表香港证监会的律师Simon Westbrook在聆讯时指出，冻结黄光裕、杜鹃夫妇及其所控制的公司的资产，不会影响国美电器的业务，也可以保障国美股东的利益。如果国美电器的股价波动，使目前冻结的股票资产的价值下降，则希望法庭可以颁令，让被告补回差额，使冻结资产的总额保持稳定。

    但代表Shining Crown Holding Ltd 和 Shine Group Ltd的律师潘松辉则大力反对，他认为股票价格频繁波动，如果要根据市场价格来补差额，则操作起来很麻烦。

    辩论至激动处，潘律师甚至在一次站起来企图反驳时一下忘记了要讲的话，“哑火”了20秒。

    “这个（资金冻结机制）并没有先例。法庭没有权力颁布这样的法令。”最终，法官关淑馨驳回香港证监会提出的设立上述机制的申请。

    关淑馨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的入室弟子之一，素有“快准狠”的美名。其2001年正式获委为高院法官，她在SFO和公司法领域的判案经验丰富。著名的电讯盈科（00008HK）的“种票”事件和新鸿基地产大股东郭氏兄弟的诉讼，都由她审理。

    场内缺席 场外卖豪宅

    事实上，更大的焦点在场外。

    此前，关于作为第一第二被告的黄光裕和杜鹃两人是否能够到庭，是否在收到文件后14天呈交抗辩书，都充满猜测。

    8月7日，香港高院正式向四名被告发出的传票，传唤其9月8日到庭。其中给黄光裕和杜鹃的传票需申请跨境送达。

    “我们遵从法院的规则及程序，向身处内地的黄及其妻子送达有关的法律程序文件。为协助法院文件送达，证监会一直与内地机关保持联系。”香港证监会在当日回复本报记者时称。

    早在2008年11月，黄光裕已被中国内地的相关部门拘留，杜鹃也被限制居住。两人是否到庭，既取决于中国内地相关调查部门，也取决于黄杜两人的意愿。

    “其实这个聆讯是‘非正审强制令’，被聆讯方可以选择是否到庭，并非强制。”阮葆光律师解释说，“到庭者可以推翻或者否认相关指控，不到庭则说明放弃这项权利。”

    两人是否到庭也并不影响本案的审判程序。香港某国际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律师告诉记者，此类案件，法官有权缺席裁决，命令或判决做出后，黄光裕与杜鹃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具有管辖权的法庭提起上诉。但除非法庭另有指示，上诉申请并不具有搁置执行判决的效力。

    此外，地产市场的动向也与此案密切相关。9月初香港方面有消息传出，杜鹃持有的香港南区“浅水湾道56号”的双号复式住宅有意出售，随后有买家出价7818万港元承接。

    这一住宅是杜鹃在2005年11月以5500万港元购入的，如果7818万港元卖出，则帐面获利2318万港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