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走了,走得那样匆忙,匆忙的没有留给我和他最后道别的机会。 他因肝癌去世,这天离他的六十二周岁生日还差五天。 他是我的小学同学,1967年因为他的村子小学校是初级小学,他要到一公里外我的老家高级小学校读5-6年级。 他也是我的初中同学,文革末期我的老家小学设立初中班,我是一班、他是二班。 他还是我的高中同学,我和他一起毕业于唐山市五十三中学。 他于唐山大地震后的一九七八年娶了小我两岁的妹妹,他虽然大我一岁、却做了我的妹夫。 他和我一样,高中毕业时国家还没恢复高考。唯一的出路就是回乡务农。 他当时比我幸运,找到一份《果园公社修配厂》的工作。 他是一名钳工,一生没跳槽、没改行。直到发现得了不治之症才离开了那个单位。 他的一生活得平淡,平淡的让我找不出形容的词汇。 他毕生的生活、工作轨迹就是他的家至两公里外的单位,一走就是四十年。 他很少走出家门,只有两年前在儿子的陪同下去过一次大连。 他一生除了吸烟没有别的嗜好,只参加过我组织的两次唐山北部山区一日游。一次是前年的唐山迁安白羊峪长城,另一次是五个月前的唐山迁西《景忠山》之行。遗憾的是他没能爬上景忠山顶峰,因为体力不支、只攀登了不足三分之一的路程,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他那时已经得病了。 他从确诊到离去短短七十天,十万元的医疗费没能延缓他西去的脚步。 他得了绝症,我一筹莫展。七十天里我和他见了不过三五次面。这个沉痛的现实我无法接受也不知所措更难以面对。 他于三月二日子时病危,我亲自护送他回到他的老家。 他于三月二日丑时病故,我眼睁睁的看着他——一位相识50年的同学和朋友,近四十年的妹夫离我而去。 他走了,走得那样匆忙,匆忙的没留下只言片语。只留给我对他的过早离世无尽的惋惜和哀思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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